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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ylf 2008-4-22 18:01

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挑战传统“自繁自养”模式(一)

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挑战传统“自繁自养”模式 *c lR,uv2|;^

［作者：万熙卿转贴自：］ sig-T%w"t"c{p [
摘要：近三十年来，为了防控疾病与提高养猪综合效益，业界尤其是中小型养猪场一直践行传统的“自繁自养”方式，如今这种饲养方式却无情地受到了“疾病难控、效益难保”等养猪风险的巨大挑战。本文所涉探的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即是应对这种挑战的策略之一，望能得到业界广大同仁的关注与修正。-z:H2p$e'n#~#N$L

关键词：合同制分工饲养、传统自繁自养、疾病防控、可持续发展 4^&|R&l%Ub9US-r!O

传统的“自繁自养”即种猪、仔猪、生长育肥猪同场饲养的方式一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业界专家与行业官员所提倡并践行的，这种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规模化养猪的进程，可谓功不可没。然而，面对当今疫情复杂多变的养猪环境，尤其是直面去年夏秋直至当今仍连绵不断的, 被称之谓高致病性“高热综合症”的疫病流行几乎横扫我国大江南北并造成巨大损失之窘况时，人们才开始逐步清醒地反思并质疑传统的饲养方式，尤其是小而全的占有相当大比例的”自繁自养”的中小规模猪场（主要是指基础母猪存栏200头以下的场）更是受到“疫病难控、效益难保”等严峻挑战。其实, 早在十多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养猪研究者，也同样是为了防控疫病，先后成功探索出了多点饲养(三点式、二点式)早期隔离断奶、全进全出、小单元饲养等先进有效但较难操作的饲养方式，这些理念与方法也早为国内业界养猪人所熟悉，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却廖廖无几。这次看似突如急来实则蓄积已久的大范围“高热综合症”疫病肆虐，加速了人们探求新的实用饲养方式的步伐与决心，一场革新养猪观念与饲养方式的浪潮悄然兴起。笔者所讨论的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即是众多探路者的作为之一，现总结如后以期得到更多的批评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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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繁自养”方式的功与弊`5LQY/cj/bI;u9o
1.1历史贡献功不可没'G(_JF&u2Z6@n
1.1.1“自繁自养”方式最早的提出可能要追溯到八十年代早期。当时规模化养猪场很少，农民养猪要到“仔猪交易市场”去购买。虽然猪源来历不清，来路多方，交易市场严格消毒与隔离难施，但当时疫病比较单纯易控，到也红火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湖北省当时有名的“仙桃毛嘴镇仔猪交易市场”一年交易量高达十万头之多。但好景不太长，随着仔猪无序的大流通开始导致疫病渐多趋杂，农民买回的仔猪成活率渐低而丧失信心，这种仔猪交易市场日益受到疫病杂多难控的挑战，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逐渐淡出市场。业界“自繁自养”的呼声日益高涨。!FE!A0Li7o5vL

1.1.2“自繁自养”当时以国有和集体经营为主。笔者有幸亲历了这场由农户散养一统天下过渡到规模化猪场占据一定比例的养猪变革。于八八年初时任湖北省国营人民大垸农场第一个“自繁自养”方式的鄂南商品猪场的场长（连任五年）。当时基础母猪450头，年均出栏八千头，以供港出口为主。和那个时期众多新建的养猪场一样，所有的猪群均在一个场院里，而且习惯地按照公猪→妊娠母猪→ 哺乳母猪→保育猪→生长肥育猪的这种顺序建造通栏猪舍，每栋猪舍面积高达600㎡左右；产房一大栋，保育舍一大栋，全无单元饲养与全进全出概念，并且不知道保育舍要离母猪远一点，而是按想象夹在母猪舍与生长猪舍中间，间隔仅8m；操作上执行以“周”为运转单元来安排养猪生产。这应该是当时典型的还是比较先进的“自繁自养”方式的结构与操作流程。
1.1.3“自繁自养”方式促进了我国规模化养猪的进程，使我国于九十年代末期其规模化养猪场的出栏量占到总出栏量的近三分之一，这种贡献攻不可没。不幸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当众多养猪人对新世纪的来临充满美好憧憬时，一种以主要侵害断奶仔猪的被称之为“断奶仔猪衰竭综合症”的疾病开始肆虐南方沿海（广东、福建、浙江、广西等）省份的相当数量规模化养猪场，其仔猪死亡率高达30～70％，这在我国规模化“自繁自养”历史上是没有记录的。后来我国科技工作者慢慢认识到这种病的病原是园环病毒Ⅱ型在作怪，然而可惜的是至今仍无高效特异性疫苗来有效控制该病的发生。更为糟糕的是，对于持传统观念的许多养猪人来说，这场恶梦才刚刚开始。随着2003～2004年猪价创历史新高的诱惑，许多养猪人和有钱的非养猪人大兴土木，新建或扩建的猪场如雨后春笋在国土上星罗棋布。然而这期间兴建的猪场仍未摆脱传统的“自繁自养”的同场高密度饲养方式，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不惜牺牲生猪最基本的生理福利与生存条件，高密度强限位饲养生猪，各种应激压力显现。以湖北西部某猪场为例，占地不足十五亩，竟养了近500头母猪，栋房之间相隔仅3～5米，饲养员在这栋房甚至可感受到相临猪舍的呼吸声，最后这个猪场经营不足三年因疫病暴发只能关门。可怕的是，这并非特例，而是带有普遍的现象。历史早已告诫人们，如果人们无休止地向大自然（植物、生物等）贪厌地进行压榨式掠夺时，大自然迟早会以更猛烈的破坏方式加倍地向人类报复。时值2006年夏秋交替时节，当养猪人正在长达一年的猪价熊市恶劣环境下艰难度日时，一场比“断奶仔猪衰竭综合症”更为猛烈的“高传播性、高发病率、高热症候、各类猪群高度易感、高死亡率”等为主的疫病从江西开始，迅速波及湖南、广东、河南等地，逐渐席卷大江南北，几乎全国范围内均有疫情报道，其流行之快、波及之广、死亡之惨重、持续之旷久、导致养猪人之恐慌均史无前例，直至今日，一些地方仍有发生。虽然农业部调集资源攻关，公布了引起这场疫病大流行的元凶是“高致病性蓝耳病”，并研制出灭活疫苗进行强制性免疫，但笔者认为有效控制此疫情流行尚需时日。在养猪史上，一种烈性疫病的防控并非一种疫苗就能解决，更何况蓝耳病毒在变化中的环境压力下会快速变异。不过，凡事都有双刃性，这场大疫病着实让众多养猪人清醒了许多，人们开始认真反思并检讨自己的养猪观念与行为，尤其是对既有的“自繁自养”同场高密度高环境压力的传统饲养方式展开重拳敲击了。 |,^$r0jt6cC}

1.2“自繁自养”方式的弊端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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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随着疫病日趋复杂难控，当今养猪人已把疫病防控策略摆在了从事养猪的首要位置，传统的“自繁自养”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趋凸显，主要表现在：各阶段猪群同场饲养，很难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清圈消毒与单向流动；保育舍往往夹在母猪舍与生长猪舍的中间，且距离很近，仔猪断奶后受到来自于母猪与生长猪群病原体排毒污染的双重压力；保育舍饲养员及技术员无法与场内其它工人分隔管理，人员流动传毒与操作器具传毒不可避免；目前大通栏饲养居多，无法实施全进全出；很少有猪场设立与猪场生产区有合理距离（＞200m）的隔离观察间，引种而致的“引病风险”随时存在；猪场小而全且各自为阵从事生产，无法实施区域存栏量合理统筹；无法实施统一管理与监控，更无法形成足够的出栏量而创建品牌猪肉；养猪场除乳猪料外几乎什么料都要自己生产，许多猪场仅安排一人加工，饲料质量难控，营养不均衡所带来的饲料隐性损失严重；场长更多时间去关心原料采购与销猪，日常管理难以深入；许多猪场老板观念固化难改，一些先进有效且安全的技术与产品难以推广，反而给一些深谙投其所好的伪劣药品兜售者以可乘之机，猪群健康与猪肉安全难以保证；多种病原场内共存，断奶仔猪受害首当其冲，一旦发病，想要尽快控制甚至“净化”，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梦。凡此种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检讨并力图革新。`7y-`cRM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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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近几年来，在对传统的“自繁自养”方式力图革新的队伍中，先后涌现出了北京六马精细养猪模式、广州亚卫健康养猪模式、武汉绿常青福利养猪模式（详见《中国福利养猪》一书）、海南罗牛山集团化运作模式、湖南新五丰的多点与分胎次饲养模式等等，这些务实有益的探索，既有对旧猪舍的合理改造，也有对新建猪场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创新设计，如小单元饲养、同场分点饲养（保育舍建在场内最上风口，并远离母猪）、低能耗水暖地坪保温与降温系统设计、高架漏缝设计、隔离舍设计、合理安全距离建场等。然而，这些改造与创新均是以单个猪场或一个大集团内部猪场为诉求目标，一些知名的品牌猪肉供应商也并非是在统一管理与监控下生产的。于是，站在整个国家养猪业与安全优质猪肉工程的角度来探索一种或多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养猪模式就成为时代的呼唤，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均有长期的养猪强力扶持政策更是促进了更先进更合理易操作的养猪运作模式的加快探索，一种大集团引领下的带动农户参与的实施标准化饲养的紧密型合同制分工饲养新模式正悄然应时而生，其势锐不可当。T-|3q#F1T*xqvH5}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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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的操作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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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早在十多年前，广东温氏集团就运用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引领农户创造了中国本土肉鸡生产（三黄鸡为主）的神话；几乎与此同时，正大集团也运用类似模式创造了良种肉鸡生产的佳绩。如今，温氏集团凭借自身多年在本土肉鸡领域的成功运作，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将这种先进模式逐渐进军生猪行业，并取得可喜进展。据有关消息称，温氏集团三年后将有可能向年出栏500万头商品猪冲刺，并将创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势猪肉品牌，届时可能是中国大陆最大的猪肉供应商。据悉，湖南唐人神、岳阳九鼎公司、希望集团等一些大型企业也正筹划或已经采用这种模式从事品牌猪肉生产。

zyylf 2008-4-22 18:02

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挑战传统“自繁自养”模式(二)

2.2这种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集团运用现代养猪观念与技术大批量生产合格仔猪（15kg以上）；签约农户按集团统一技术标准建造生长肥育猪舍，每批饲养200头～1000头不等，这样每年可出栏三批；集团统一供销仔猪与饲料（直接使用的配合饲料）、统一免疫注射（集团技术人员操作）、统一培训生猪精细化操作管理、统一现场技术服务、生猪达标出栏时由集团统一收购；收购后的生猪统一由集团屠宰场自宰挂牌上市，或交由签约的大型肉联场代为屠宰挂牌上市，数量不足以形成品牌效应的企业就直接将收购回的生猪按市价卖给肉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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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采用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紧密型的集团+仔猪生产基地+合同制农户的新型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充分调动有一定实力的农民积极性，使农户归避了“自繁自养”方式所要承担的全部风险，这也是政府所倡导并大力支持的。一户农民投资约3万元建标准育肥猪舍(120m2), 然后自筹或依靠银行信贷投入流动资金约12万元，再投入一名中等劳力，就可以一年饲养三批共出栏300头大猪，通过与大集团签订合同保护收购价等方式，正常状况下每年至少创纯利5万元以上，这种投资回报率应该是相对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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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采用这种模式也可以使大集团减轻资金投入与饲养风险。一个大集团如果成功带领1000个农户，且每个农户年均出栏1000头，则可实现年出栏100万头的目标，这个数量足以值得去自建屠宰厂并创造品牌猪肉。集团仅生产仔猪，固定资产投入约3个亿，流动资金再投入约1.5个亿即可基本满足生产要求。如果100万头猪全部自繁自养，则至少要投入总资金不低于12个亿。同时，自养100万头商品猪所要付出的征地费（整片大面积征地谈何容易，而农民在其自留地上盖一栋一百或几百平米猪舍则容易得多）、环保压力、人力资源压力、市场风险等不可低估。因此，该模式既有利于农民，更有利于集团本身。,I"JH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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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采用这种模式可比较容易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多点饲养方式，更利于疫病防控与猪肉安全监控。大集团在设计仔猪生产线时，完全可以将种猪单独饲养，在相隔3千米以外地方单独饲养保育猪（当然实施小单元饲养），保育猪培育至15千克后（最好20千克后）再售给合同制农户饲养（保育场离农户猪场应相隔1千米之上）。这样，原本一个企业难以实施的三点饲养，在整合社会资源让农户参与后就比较容易实现了。我国著名养猪专家张永泰教授近几年来多次向业界呼吁并倡导分工饲养模式，不要搞小而全的“自繁自养”，农民应以养肥猪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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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采用这种模式可加快我国高标准规模化养猪业的进展。海南某上市公司近十五年来采用自养经营方式，目前年出栏约50万头；而湖南岳阳某集团公司，则计划采用上述模式，三年后可望实现出栏60万头。如果这种模式被成功复制，将更早地使国家《畜牧法》要求的健康养殖落到实处，使更多农民致富，使更多大集团稳健发展，使更多消费者吃上安全优质的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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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这种紧密型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也有其限制性，并一般中小公司所能为。如果大集团公司有足够的实力（人才与资金），当地政府与银行支持，公司高层有投身现代养猪与创造品牌猪肉的雄心与胆略，这种造福社会造福企业的创新型养猪模式就会得到具体实施与成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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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来我国养猪业模式的思考与展望M}[m/E

3.1我国养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主指土地、蛋白质饲料原料、水等），因而很难效仿北美式的超大型自养模式（美国一个大养猪公司目前自养年出栏最高可达2500万头以上）；欧洲式的以尊重生猪权益用较大的土地面积饲养少量的生猪模式在我国也较难推行；因而，探索出一种或几种适合中国国情且富有特色的现代养猪模式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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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笔者认为，本文所述的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由于具有其它模式难以比拟的优势而逐渐将成为未来我国的主流模式。另外，目前由市场自我调节形成的非合同制分工饲养方式，即某地（一般以一个县或市）的养猪户以养种猪为主，生产仔猪外售；而另一地方（一般也是一个县或市）的养猪户以养生长肥育猪为主。目前广东四会市每年要从广西、湖南等地购进不低于100万头仔猪；福建一些县或市每年也要从湖北、江西、河南等地购进大量仔猪（整个福建省外购仔猪应不低于200万头）用于商品大猪生产。这种非合同制的自然分工养猪方式，由于仔猪生产者与商品猪生产者大都无有效易操作的合同，因而无法实施统一管理与监控，商品猪肉安全难以保证。因此，仔猪饲养户很可能最终会通过合并、被收购等形式纳入大集团统一管理与监控，并与商品猪饲养户签订回收合同，从而可作为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的补充与扩展。v&ihHJ(w@ J1]y

如果这个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在政府、银行、专家支持与指导下，全国范围内以国家级龙头企业（养猪、饲料、肉联）为实施主体，每个集团在1～2个县至少引领不低于1000个农户，每个农户年出栏量不低于1000头，这样，每个集团年均出栏商品猪将达到100万头，如果全国有300个这样的养猪集团则可生产3亿头商品猪。那么将会满足目前乃至相当长时段内市场上近一半的猪肉供应（以人年均消费猪肉不低于35千克计）。07年下半年，国家已确定了对253个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与补贴，这些县每年的出栏量均应超过100万头，由此看来，上述分工饲养模式占据半壁江山可能性还是有其社会基础的。

3.3独自运行的有一定规模的养猪场（年出栏1000头以上）还将长时间存在，因为在我国收购或兼并一个猪场不是一件易事，况且，人人想当老板的观念不会轻易更改。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至2005年，年出栏1000头以上的规模化猪场为35000多个，这种单独自养方式所提供的生猪约占到全国出栏量的二成。并且，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方式将会被改进后的自繁自养方式逐步取代。后一种方式的实质含义是对现有猪舍进行较为彻底的改建（如改建为小单元式的产房与保育舍，将保育舍新建于上风口最前端等），或在新建猪场中实施多点饲养，不过，无论是改建还是新建，均为企业自养，无农户参与。

3.4农村（尤其是广大山区）散养方式一度占据全国出栏的70～80％，目前仍有60％以上。然而随着大规模养猪集团尤其是引领农民参与的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的推广，农村散养量将会逐渐缩小，但会长期存在下去，最终可能会稳定在占全国出栏量的30％上下，并且主要是养土杂猪并有相当比例是自宰自食。未来这部分养猪户如能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联合起来，实施相对的统一组织与安全性监督，从而使这种散养模式生产的猪肉能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尤其是习惯于鲜肉的农村市场，其安全性也有了一定的保证。虽然城市化在加快，但目前农村人口仍占56％左右，况且随着收入增加，其消费猪肉量也将增加，大集团运作下的品牌冷鲜猪肉完全有可能进驻乡间村里，从而可望逐步改变传统的只食鲜肉的习惯。这样，日益增长的农村猪肉消费量将由品牌猪肉来有效补充，这将刺激大集团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的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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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为加强我国各种健康养猪模式的技术支持与发展后劲，笔者强烈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设立国家养猪研究中心（可在东、南、西、北、中各设一个分中心）和国家种猪场（可在东、南、西、北、中各设一个分场，可下设几个地方猪种保护中心），两个中心均执行严格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与从事研发，集合国家资源（专家人才、科研资金与设备设施等），对重大养猪技术（产品）与保种、育种技术进行合力攻关（且攻关人员不会想到去通过创收来弥补科研经费或生活费用的不足），而不是现行的各占山头且资源十分分散的科研体制。如果这一梦想能够实现，我国的养猪整体水平将会跃上全新的台阶。

3.6笔者更希望通过合同制分工饲养模式和改进后的自繁自养模式的兴起，大幅度降低死亡率，提高母猪年繁殖力，使全国平均的出栏率由目前的120％提高到150％左右；母猪年提供商品猪由目前不足15头提高至19头以上。这样，同样生产6亿头的商品猪，就会减少存栏量1亿头左右，其中母猪饲养量可下降27％以上。这样，腾出的土地空间和节约的饲料原料、水、煤等资源以及减少的污水、空气污染会更多地为人类健康和保护大自然服务。事实早已证明，猪的社会存量越少，疫病暴发的机率越低。

3.7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养猪应以自给为主（出口到港澳也是自给）。我们应该完全有能力生产高品质有机猪肉以满足高端消费者的需求（自养型专业养猪公司通过达到GAP即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标准和有机食品认证标准可生产出符合高要求的猪肉产品），这样可以减少或不从国外进口猪肉；我们也无须急于向国外出口猪肉，我国目前的资源、环境与疫病压力并不允许替别国养猪。 3oa z5T*x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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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先进的健康养猪模式（合同制分工饲养、标准化自养等）会逐步取代传统的落后的养猪方式（传统的小而全的自繁自养、无序散养等），规范的规模化养猪出栏贡献比率也会将由现在的35％左右较快上升至70％左右。未来养猪的赢家将更多地关注生猪福利（生理、环境、卫生、行为、心理），饲料安全与均衡的营养、非药物保健与疫病的防控策略、猪场管理者与操作员工的培训与福利提升、猪肉安全与环保贡献等等。

随着《畜牧法》的有效实施，养猪门槛的提高将更加规范养猪人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养猪业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靠一大批对养猪有兴趣、对猪有情感、对社会有责任与回报感、有创新观念、有经济实力且脚踏实地的真正养猪人去创造去奉献。惟有这样，养猪强国取代养猪大国之梦方能在不远的将来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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